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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3

简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3条规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

来源:《广西审判实务与探索》2020年(第一辑)戴红兵/主编 一、现状分析:我国环境民事公益鉴定意见釆信实践样态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环境涌入法院,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2013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1日为起讫时间,以民事案由“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筛选出民事裁判文书 4320份(该数据包含同一的一审、二审乃至再审裁判文书)。

在 4320份裁判文书中包含“鉴定”关键词的裁判文书为1216份,占比将近 30% ,司法鉴定成为法官审理环境纠纷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环境民事公益作为环境纠纷的一部分,正式被纳入国家法律层级是在2012年《民事法》修改中,但其较为活跃的出现在司法审判视野中却是在2015年《环境保护法》的出台阶段。

同时,环境民事公益的专业性与复杂性让司法鉴定在其中拥有了比一般更大的被需求性。

在检索到的128份环境民事公益裁判文书中包含关键词“鉴定意见”的裁判文书为31份(见图1),每年鉴定意见在环境民事公益中的占比分别为15.7%、17. 1%、33. 3%、15. 7%,鉴定意见在环境民事公益中拥有着高占比,特别是在2018年达到将近1/3。

图1 环境民事公益及鉴定意见情况鉴定意见在环境民事公益中的高占比与科学性让法官在审理环境民事公益时经常赋予鉴定意见“超然地位”,经过鉴定的,鉴定意见经常居于该案所有 证据中的核心地位。

因此,很多人认为环境民事公益成败的关键在于鉴定意见。

在鉴定意见的釆信过程中,法官居于核心地位,具有结果的选择权和决定权,一份鉴定意见是否能被釆信,最终取决于法官。

因此,环境民事公益鉴定意见釆信规则研究应着眼于法官的行为,〔1〕通过如何加强法官对鉴定意见的认识来完善对此类鉴定意见的采信。

但是环境民事公益涉及领域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范围广、复杂程度高,无论 是认定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还是推定因果关系及确定损害赔偿需要的数额都让法官 难以只凭个人能力完成对鉴定意见的釆信。

司法实践迫切需要引入环境科学领域的专家角色来辅助法官对环境民事公益中的鉴定意见进行釆信。

二、问题厘定:环境民事公益鉴定意见采信困境分析鉴定意见如何采信一直是困扰法官的问题之一,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导致 环境民事公益鉴定意见的采信遭遇重重困难。

(一)法官对鉴定意见过分依赖在环境民事公益领域,由于涉及的争议焦点多为一般人所不了解的复杂、专业的问题,因此需要借助拥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帮助。

而鉴定意见作为科学技术与专业知识在证据方面的化身,其具有的科学性容易让人产生天然的信任感。

而且, 鉴定意见通常是以里的其他证据材料如书证、物证为基础作出的判断,因此更容易让法官产生鉴定意见优于其他证据的错觉,导致过分信任鉴定意见而直接采用。

在检索到的包含“鉴定意见”关键词的31份环境环境民事公益裁判文书中,法官完全采信鉴定意见的为29份,法官部分采信鉴定意见的为2份,几乎达到了对鉴定意见的“绝对信任”。

〔1〕鉴定意见的主观性主要表现:一方面,科学知识本身具有的主观性决定了鉴定意 见的主观性;另一方面,鉴定人会将其个人的主观性带入司法鉴定中,最终影响鉴定 意见。

科学理论的经验多样性与动态发展意味着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可以选取不同的科学 理论、方法作为其鉴定的依据,选择哪一种科学理论、方法受到鉴定人自身的主观价 值影响,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虽然环境民事公益具有公共性与公益性,利益归属于社会,但环境民事公益 纠纷涉案标的都比较大,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排污企业支付1 . 6亿元 的天价环境修复费用一案〔1〕该案历经一审、二审及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31日作出裁定驳回申请的裁定。

而鉴定意见往往用于确定被告需要承担的具体的赔偿数额与生态环境 修复费用,具有重大利益决定性。

因此,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多参与人可能会铤而走险与鉴定 人合作操控鉴定意见,造成司法不公,削弱司法公信力。

(二)庭审质证流于形式在对环境民事公益的鉴定意见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因为“专业壁垒”,常常把握不到技术要点,提不出合理异议,导致整个质证流于形式。

而2017年,在鉴定总量有十几万的大幅增长的情况下,通知鉴定人出庭人数却有所下降(见表1)。

在我们检索到的31份包含鉴定意见的环境民事公益裁判文书中,申请鉴定人出庭的只有6件,申请率只有19% ;而鉴定人在接到法院通知后实际出庭的同样是6件,出庭率达到了100% (见表2)。

一方面,当事人特别是被告方由于缺乏对鉴定人出庭制度的了解以及对鉴定人出庭制度 的“不信任”,认为即使鉴定人出庭了也不能帮助其实现目的而普遍对申请鉴定人岀庭积极性不高。

通过对前文检索到的31份裁判文书进行样本分析可知,被告人因同一事实已承担了刑事责任或作为同一的刑事被告人的有15份,占比接近50% ,有4件被告没有请代理人,有1个被告方甚至无人出庭,法庭是在只有原告出庭的情况下进行的缺席审判。

〔1〕参见陈如超:《民事司法鉴定中的法官行为规制》,载《商法研究》2018年第2期三、原因剖析:导致鉴定意见采信问题频发的三重性因素解读综合分析,造成环境民事公益中鉴定意见釆信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主要由以下三个因素导致:(一)司法权的过于强化由于环境民事公益所涉的环境污染问题牵涉面广、影响范围大,法院在审理 环境民事公益时有更强的职权性。

因此,我国在设计环境民事公益制 度时通过强化司法权与借用行政资源的方式来确保环境公益制度落到实处。

无论是“指导” 原告提出“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请求还是主动收集证据和为原告进行 委托鉴定都体现了司法权在环境民事公益中的强化。

例如,法院在确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时,除了可以选择委 托鉴定外还可以参考对环保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的意见、专家意见再结合环境 被污染破坏的程度、后果等因素进行确定。

实践中,一些法院在审理环境民事公益时在强调环 境损害救济的同时,也开始兼顾预防原则及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例如,河北省高级 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 公司的环境民事公益上诉案中,〔2〕法院在审理确定被告需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 费用时将被告缴纳行政罚款的行为与防污釆取的积极措施等折抵了被告因超标排污 造成的部分损害。

但是,过于强化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容 易使司法机关在环境民事公益中扮演了“过于主动”的角色。

表现在鉴定意见的 采信方面就是法官对鉴定意见釆信的强力控制,这样容易导致法官在采信鉴定意见 时“孤军难战”。

〔1〕参见王明远:《论我国环境公益的发展方向:基于行与司法权关系理论的分析》,载《中国法 学》2016年第1期。

(二)法官对鉴定意见的认识能力不足法官对鉴定意见的评判有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问题在法官审理环境民事公益中尤其明显。

因此,环境民事公益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使自由心证在审理环境民事公益时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法官在审理时要凭借本身的学识、逻辑思考、经验、常识等对具体情况作出判断。

自由心证原则成立的事实基础是大众对于法官能正确证据及认定事实的信任,而法官对鉴定意见认识不足的问题,对于证据裁判原则及自由心证原则的运用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首先,囿于经验与知识的不足,法官可能在认定鉴定意见时不能作岀正确的判断。

众所周知,鉴定意见的出现正是因为鉴定人具有法官所缺乏的科学知识,但在认定鉴定 意见时又要求法官正确评判认定这些他们缺乏的科学知识,这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性与难度。

其次,缺乏相关方面的专业知识会影响法官对鉴定意见的自由心证判断,限制了自由心证原则的运用。

(三)缺乏具体的鉴定意见釆信规则环境民事公益鉴定意见的采信缺乏具体的鉴定意见釆信规则进行指导,这也是问题频发的一大诱因。

只有在统一的司法鉴定标准下,细化鉴定意见采信规则,才能指导法官更加科学公正合理地釆信鉴定意见。

需要明确的是,鉴定意见相比其他证据并不具有“特权”,对其采信也要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

法官在审理环境民事公益时对鉴定意见的偏爱,更加需要制定具体的鉴定意见釆信规则来进行规制。

但是我们不能指望审理环境民事公益纠纷的法官普遍成为环境专家,了解环境的每一个专业问题,客观上也不具有期待 可能性。

因此,我们能做的是发挥多方专业资源的联动作用,形成辅助合力,加强法官对鉴定意见的认识,使之更好地运用和把控鉴定意见,形成对鉴定意见是否采信的自由心证。

(一)辅助法官采信鉴定意见的组成元素1. 鉴定意见者:司法鉴定人司法鉴定人在司法鉴定活动中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针对涉案的专业问题鉴定意见,为整个司法鉴定活动服务。

鉴定意见是司法鉴定人的意见性产物,必须经过庭审举证、质证,并由法官判断后才能达到证明事实的目的。

按照法律的规定,其应具有中立性与客观性,但是我国环境民事公益司法鉴定的启动主要釆取“当事人申请一法官决定”和“法官依职权启动”的混合模式,且以第一种模式为主。

2. 鉴定意见补充替代者:专家辅助人专家辅助人制度在我国法律规定中被表述为“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专家意见”。

在环境民事公益中专家辅助人主要以鉴定意见的补充者或替代者发挥作用。

专家辅助人作为鉴定意见的补充者,主要作用是接受双方的委托,帮助当事人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解答当事人、法官对鉴定意见涉及的专业问题的疑问并专业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规定,经当事人申请,专家辅助人可以参与就鉴定意见或其他专门性 问题提出意见,进行质证,质证后的意见可以被釆信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专家辅助人帮助当事人在庭审中针对鉴定意见或出庭的鉴定人等进行质证,避免因当事人缺乏专业知识,不能进行有效质证而使鉴定人出庭制度流于形式,也有利于提高庭 审质证质量,实现庭审的公平对抗。

在庭审中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时,专家辅助人针对鉴定意见根据自己的专业知 识提出问题与看法,在有鉴定人出庭的情况下,鉴定人再针对专家辅助人提出的意见与看法进行反驳或答疑。

在双方相互质证过程中,法官可以对专家辅助人或鉴定人进行询问,对方当事人或代理人在经法庭准许的情况下也可向专家辅助人进行质询。

法官在整个质证的过程中综合判断专家辅助人意见的科学性、客观性能否达到确定或动摇鉴定意见的证明标准,然后形成是否釆纳鉴定意见的内心确信。

在专家辅助人与鉴定人进行质证之前,法官已经对鉴定意见的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在其心中已经有了对鉴定意见的初步看法与判断,专家辅助人出庭进行质证就是要动摇或降低法官对鉴定意见的确信度,专家辅助人与鉴定人针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的规则是从“有”到“否”的过程。

〔2〕在环境民事公益中专家辅助人还可以“专家意见”的形式成为鉴定意见的替代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3条规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

在河南省企业社会促进中心诉铜仁市铜鑫汞业有限公司等人环境民事公益一案〔3〕中,法院就是在没有进行司法鉴定的情况下,以专家辅助人出具的专家意见为依据认定被告需支付的具体环境修复费用。

然而,专家辅助人的专业意见也会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与主观性,特别是当专家辅助人作为“补充者”时,其接受一方当事人的委托,为一方当事人发声,司法解释中对专家辅助人出具的意见“视为当事人陈述”的表述也让法官对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客观性、中立性持怀疑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这种天然的不信任感以及专家辅助人不可避免的偏袒性,法官需要一个更加客观中立的“专家”对所涉专业问题进行解释,帮助其形成关于鉴定意见是否釆信的自由心证。

3.中立型法官助手:司法技术人员司法技术人员是法院内部工作人员,是“中立型”的法官助手,在鉴定意见采信过 程中其以独立于控辩双方的中立身份向法官关于鉴定意见的专业性意见。

《人民法院组织法》将司法技术人员归属于司法辅助人员序列,其主要的功能就是承担司法鉴定工作、向审判人员技术咨询与技术审核服务,就专业问题辅佐法官,加强法官对鉴定意见的认识。

司法技术人员作为法院内部工作人员,不接受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聘请,与法官也不属于上下级隶属关系,因此其的专业意见具有独立性、中立性、客观性,也更能让当事人信服。

〔4〕司法技术人员不是合议庭成员,没有决定鉴定意见能否釆纳的审判权,其的关于鉴定意见的专业意见也不属于证据,只能作为合议庭认定事实时的参考。

在很多法院特别是部分偏远地区法院的司法技术人员专业背景与法律知识都相对匮乏,对鉴定意见涉及的专业性知识了解不是很深,的意见相对贫瘠。

同时,司法技术人员与审判人员之间没有形成对鉴定意见釆信情况的考评联动机制。

〔5〕司法技术人员独立于业务庭,无办案责任的压力,一些技术人员因此缺乏辅助法官釆信鉴定意见的动力。

权力与压力的双重缺失让司法技术人员的专业意见不能及时、高效、保质保量的,因此,法官需要一个能与其共享审判权力与义务的专家,辅助鉴定意见的采信。

对于构建专家陪审员制度,司法实践的呼吁与学术界的探讨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特别是2015年发布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第9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人民陪审员专业背景情况,结合本院审理的主要类型,建立专业人民陪审员信息库”。

因此,我们可以得知,虽然新的《人民陪审员法》让建立专门的专家陪审员制度短期内难以实现,但是这并不代表对专家陪审员的全盘否定,我们依然要看到专家陪审员在解决现阶段鉴定意见采信难题的合理性与优越性。

专家陪审员作为合议庭成员在的审理过程中与法官拥有相同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具有相同的中立性。

在庭审过程中,专家陪审员与法官一起主持控辩双方、鉴定人、专家辅助人等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以合议庭成员的身份就鉴定意见有关的专业性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发问,避免鉴定意见的质证变成“走过场”;在合议阶段,专家陪审员对鉴定意见涉及的专业问题进行解释,帮助法官更好地理解鉴定意见并以合议庭成员身份对鉴定意见的认定独立发表意见,与法官等其他合议庭成员共同进行表决。

随着裁判文书上网等制度的推进,专家陪审员对鉴定意见的认定过程与结果会以合议庭的最终意见形式载入裁判文书,让控辩双方进行充分了解,并给予了当事人对鉴定意见的釆信有异议时可以通过上诉保障自己的权利,并形成监督。

〔1〕参见陈如超:《民事司法鉴定中的法官行为规制》,载《法商研究》2°18年第2期。

〔2〕参见窦淑霞:《法官对专家辅助人意见的采信与心证形成的路径分析》,载《法学杂志>2018年第2期。

〔4〕参见[日]佐久间泰司、平野武:《日本民事中的司法鉴定——以近年的制度改革委视角》,张英译, 载《中国司法鉴定》2016年第6期。

〔5〕参见陈如超:《民事司法鉴定中的法官行为规制》,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2期。

(二)构建四元联动采信辅助机制:合力组成鉴定意见采信的专业服务群体司法鉴定人、专家辅助人、司法技术人员与专家陪审员“四元联动”共同组成辅助法官采信鉴定意见的专业服务群体。

专家辅助人与鉴定人“二元对抗”,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揭示鉴定意见涉及的事实,帮助法官了解鉴定意见并形成鉴定意见是否客观真实的心证;司法技术人员这一元则有利于帮助法官“去伪存真”,用其专业知识协助法官理解鉴定意见,帮助法官更加准确地认定鉴定意见;专家陪审员这一元是法官的“合作伙伴”,与法官一起组成合议庭把控庭审,运用专业优势组织控辩双方、专家辅助人与鉴定人有针对性地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同时听取鉴定人、司法辅助人、 司法技术人员“三元”关于鉴定意见的专业意见,与法官共同作出是否采信鉴定意见 的认定。

“四元联动釆信辅助机制”是一个灵活可自由拆解组合的辅助机制,法官可以视不同的不同情况引入不同的专家“元素”来辅助采信鉴定意见。

(如图3所示)图3 四元联动采信辅助机制构建“四元联动采信辅助机制”旨在帮助法官形成对鉴定意见采信与否的自由心证。

在鉴定意见的过程中,法官心证的形成可细化为五个阶段:第一,审査司法鉴定人、专家辅助人、司法技术人员、专家陪审员的资质、经验、专业素质等;第二,鉴定材料是否来源真实,鉴定的方法、依据及专家意见作出的依据以及过程是否科学、客观;第三,鉴定意见及各方针对鉴定意见提出的专家意见与待证事实之间 是否具有关联性,关联性的大小;第四,鉴定意见及各专家意见的推理是否符合逻辑,结论是否准确唯一、与案内其他证据是否有,能否达到证明标准;第五,鉴定意见的形式、内容是否具备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

在这五个阶 段,“四元联动采信辅助机制”中的每一元专家都可以单独或合力发挥辅助作用,帮助法官查明事实,形成是否采信鉴定意见的自由心证,作出公正合理的,实现环境民事公益的公益性目的。

结语环境民事公益是解决环境难题的一个关键措施之一,而鉴定意见又是环境 民事公益中不可或缺的证据之一,构建“四元联动采信辅助机制”是完善鉴定意见采信的方式之一,是解决环境民事公益鉴定意见采信难题的“高配”模式。

但是,在实践中不是所有环境民事公益都需要如此高规格的配置,双方都配备司法辅助人对当事人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司法技术人员与专家陪审员的数量都相对较少,很难满足环境民事公益的需求。

因此,在具体操作中,我们要明确“四元联动”的具体适用条件和程序选择问题,包括什么情况下需要“四元”的共同参与,什么情况下只需要“一元”或“几元”的介入,均要进行具体细化的规定,增强“四元联动采信辅助机制”的可操作性,降低运行的成本,实现设计初衷,更好地运用鉴定意见帮助法官 审理环境民事公益,为社会公共环境利益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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